陜北無霜期短，冬季嚴寒，喝酒首先可以御寒。有人甚至總結說，所處地域的緯度越高，人的酒量就越大，人們越豪爽，喝酒越是不含糊。當然，這樣的說法也不完全有道理，比如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聚集地，如彝族、苗族、佤族等，他們也都是善飲酒的民族。可見喝酒和氣候的關系也不是完全的一定化。

　　榆林城北的“鎮北臺”，建于明代萬歷年間，是橫貫此地長城中大的一個軍事要塞，是歷史烽煙中遺留的“戰爭工具”，酒與榆林重要的歷史淵源就在于此。

　　陜北屬于邊關重地，軍戶較多，邊關的生活苦悶寂寥，常有生死之虞。兵士們駐扎在這里。瑟瑟北風，氣候嚴寒，他們常以酒取暖，鄉愁綿綿以酒喝月。清咸豐年間保安知縣彭瑞麟的詩《保安四時》中寫到冬季是“斗大孤城雪與風，御寒全仗酒兵攻”。可見，守邊將士酒風特盛，驍勇善戰與豪放痛飲總是聯系在一起。

　　除了御寒，邊疆之地無以為樂，飲酒酣歌就是快樂。他們飲酒、彈琴、唱歌、跳舞，驅趕寂寞和思鄉的痛苦。若凱旋勝利，軍中上下更是開懷暢飲。如周代的《詩經》里就有周將尹吉甫打敗北方少數民族獫狁后“飲御諸友，炮鱉膾鯉”，以示慶賀的記述。唐代夏州節度使韓潭的軍幕參佐李益在《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》中寫道：“無定河邊數株柳，共送行人一杯酒。胡兒起作和蕃歌，齊唱�崋柩时M垂手氣”。酒曲早在我國周末至秦漢時期就在戎邊士卒中開始流行，因其音樂形式簡單，到隋唐時期酒曲才逐漸傳到民間并成熟起來。

　　如今，在一些特定的酒宴場合，陜北人在酒文化上的認同就是“喝燒酒”。“燒酒”就是白酒。“燒酒”這個詞，在普通話里很少使用，而在陜北，“酒”指米酒，“燒酒”特指白酒，分得比較清楚，廣大鄉間仍習稱“燒酒”或“辣酒”。

　　愛喝酒的陜北人自己會做酒。過年的時候，家家戶戶都用糯米做稠酒，用糜子做黃酒，也有用玉米和高粱做蒸餾的燒酒，度數一般70度以上，酒性濃烈，喝完之后胃灼熱。現在可以數得上的大酒廠有十幾家，他們都在做陜北人愛喝的“燒酒”，也做出了十足地道的地方特色。

　　神木音協劉明德在接受專訪時講：“陜北人不善言辭，有時候需要用酒來壯膽。有了酒之后，語言就能豐富起來。把平時不敢說的話、喝的歌、喊的腔，一骨腦兒就都端出來。”若與當地陜北人同桌開懷暢飲，一起劃拳，一起喝酒唱曲，就代表了對他們價值觀、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接受，對他們文化的認同。

　　千百年來受邊塞軍營和受蒙族影響，當地人也分外親近杯中物。觥籌交錯中，信天游、二人臺、爬山調、道情、碗碗腔、酒曲、酸曲都在席間悉數登場。

　　陜北榆林地區唱酒曲的地方較多，榆陽區、橫山縣、神木市、府谷縣、綏德縣、米脂縣、佳縣、子洲縣、清澗縣等地均有流行，而其中的是神木酒曲。

　　神木自古就有飲酒唱酒曲的習俗。北宋名臣范仲淹曾駐守神木邊塞，在“麟州歌詞”中留下了“濁酒一杯家萬里......”的吟唱。神木籍北宋抗遼英雄楊家將，更是把酒臨風，懷激烈，譜寫了一曲曲忠勇愛國的壯歌。革命戰爭年代，毛轉戰陜北時，曾對身邊的同志們也說“神木人能喝酒”。2006年７月，在“多重視角下的黃土高原音樂文化”學術研討會上，50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親臨神木對酒曲小調進行了觀賞與調研，2007年９月，音樂家協會采風團由徐沛東帶隊一行到達神木，對酒曲與二人臺音樂進行調研。只要酒杯端起來，神木人心中的旋律就像萬有引力一樣，不盡地流淌了出來，且勢不可擋。于是酒曲就成為人們表達情感的一種藝術形式流傳下來。

　　唱酒曲須有宴，沒有宴須有“場”，神木人稱“酒攤場”，如歌中所唱：“酒對人對攤場對，三杯五杯喝不醉。”酒曲平時供百姓農民娛樂消遣時，一般選擇在村民家中土炕的餐桌上，院落中的酒桌上進行表演，人員多少不限，少則三五人，多則十數人。表演形式以酒曲演唱、猜拳調（劃拳調）為主，形式靈活多樣，不拘一格，其中必備的器具有酒壺、酒杯、酒盤等。

　　陜北神木、府谷地區的酒曲根據唱詞內容可分為：告坐歌、要酒歌、看酒歌、還酒歌、奉承歌、退酒歌和對酒歌等七種。前六種通常是正規酒宴上的一套儀規，唱詞通常是客氣、自謙、自卑、吉利、奉承以及幽默搞笑之類熱鬧紅火的話語。比如對酒歌就是在一番客套儀規之后進行的具有斗智顯能、設法讓別人多喝一些酒，直至讓對方喝醉的對答式歌唱。

　　陜北人喝酒的“場合”是熱情的場合，是團結與和諧的場合，也是具有理性的場合。生活重擔與苦難壓得陜北民眾喘不過氣來，他們也樂觀面對生活，盡力為日常生活增添與創造趣味。（來源：鳳凰網酒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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